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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 2020-08-27

  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,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。但因分配不均,两极分化严重,一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甚至奢侈、腐败的生活;一部分人则衣食不足,游荡在城市的边缘和社会的底层,甚至用异样的眼光,盯着那些灯红酒绿的人们。

  社会的表象往往会反应深刻的问题。骗子盛行、小偷猖獗、盗窃频发,甚至入室抢劫、杀人越货,就在提醒我们: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存在“雾霾一样严重”的问题,根源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。

  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中国的百姓,但凡有条正道可走,一般都不会走上邪道。走上邪道,大都是因为正道走不通。先富起来的人们,以及一些决策者,好像忽略了这个致命的问题。

  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,相当于财政每年拿出总收入的1%,解决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问题,并推动了广大农村的快速发展。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在强调“三农”问题,下决心推动农民致富;眼下城乡养老保险并轨,家庭农场推进,都是系列提升农村生活水平,带领农民“奔小康”的举措。可以说,目前我国农村的问题基本解决或正在解决,作为农业大国的农村基本稳定了。但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没有土地,也没有城市户口,游荡在城市边缘或底层的低收入人群,现在也到了该关注他们的时候了。如果这个人群吃不饱穿不暖,不受人待见,会滋生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。

  我们以北京为例,了解一下低工资人群的收入状况。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,2012年度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为62 677元,月平均工资为5 223元。很多没有拿到这个数的人,肯定被高收入平均了。但这个平均数掩盖了“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员工收入差距巨大”的问题。也是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2012年,北京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人均收入差距巨大。其中非私营单位8.47万元,私营单位仅4.28万元,后者仅前者的一半。

  较之于北京的物价水平,尽管4.28万(相当于每月3 567元)这个数已经较低,但仍有很多员工拿不到这个数,这还是个平均数,因为很多员工被私营单位的高收入群体比如老板和高管等人“平均”了。若仍按“一半”推算的话,很多员工的年收入是2.14万元,每月1 783元。这个数都不够富人的一瓶酒钱,在北京如何生存?关键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也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。

  北京如此,其他地方可想而知。

  对于这个群体,我们要光明正大地给他们“活路”,不能让他们自己或结伙去黑灯瞎火找“活路”。

  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:怎么提高这个群体的收入?

  他们大都在私营企业工作,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比过去的资本家还黑,要他们给员工涨工资,几乎没门。

  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曾建议“学习美国工会的做法”,用工会组织跟老板谈判、加薪。殊不知,我国很多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就是老板一个人兼的,这种不了解国情的“洋话”除了吸引不明就里的官媒,目前球用没有。

  我们的税收政策对这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也有优惠减免,但这种减免的税款,落不到员工身上,基本都归老板享用。

  怎么办?基于中国的文化和国情,我们认为通过“企业拿一半,国家拿一半”的方式来提高低工资人群待遇是讲理的,是合道的,也是可行的。理由如下:
  (1)单纯让私营企业老板给员工提工资,在目前是行不通的。企业有成本,老板没觉悟。

  (2)国家富裕,财力巨大,若拿出一个百分点来,通过减免企业税收方式来补贴低工资人群,就会解决这个问题。中央在反腐,若再给底层老百姓一些实惠,那是最好的呼应。这是治国大计,其作用也是用减免的税款衡量不了的。

  (3)我们有现成的税收补助政策,可以参照。财税字2009年70号文件规定:企业安置残疾人员,给残疾人发100元工资,税法让企业在税前扣除200元。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%,企业可以减少50元的企业所得税(200元×25%),这就相当于企业给残疾人发100元工资,国家拿出50元税款。我们可以比照这个条款补助低工资人群。当然要设计好具体细则,制定监管措施——比如界定享受补助的低工资人群;按照身份证号码管控低收入员工;制定严格的制度严惩违规行为等,让企业老板“违反不起”,这个制度就能达到预定效果。

  无独有偶。北京时间3月3日,巴菲特在CNBC表示,他也希望最低工资能够翻番到每小时15美元,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他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所得税退税方式来帮助穷人;他一直呼吁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。

  因为我国的低工资人群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,所以没法退税。我们只能通过给企业减税、并指定减免税款用途的方式,来增加低工资人群的收入——当然这对监管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  作者简介——葛长银,和讯专栏作者,我国财税领域专家,崇尚“为生民立命”的治学传统,坚持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”的治学方法,致力于向社会普及财税专业知识。现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。